深度万字长文：警惕压力集团，他们才是破坏中美关系的幕后黑手！

说在文章前面的话：

此文长达2万5千余字，本人花费一周时间搜集了大量资料写成。

本文将用丰富的史料和不可辩驳的经济学逻辑，说明了压力集团这一怪兽在中美冲突中发挥的作用，论证了美国不是自由市场机制而是干预主义机制，美国的政治也不是什么人民民主，而是压力集团的舞台。

正文

中美关系，一直是舆论的焦点。

但是，什么叫中？什么叫美？这是一个概念不清的模糊词汇。

真正的经济学会告诉你，只有具体的个人，才能实施行动；因为，只有具体的个人才有欲望，才有动机，才会采取行动实现他的目的。

那些“群体”、“集体”或是“国家”的目的，都是虚构出来的。

因为它们不会具体实施这些个人才会有的行动。

离开具体的个人，“社会”或“群体”就不会独立存在。

那些天天说，中国的目的、美国在行动、俄罗斯的利益的人，都忽视了这一本质，所以他们用这种思维方式构想出来的各种结论，很难谈得上正确。

事实上，所谓某国的目的，都是这个国家中的具体的某一人或是某一部分人的共同目的，只需要进一步的追溯，就能观察到这些行动后面那些具体行动人的欲望、目标和动机。

天真的人，才会相信，这个世界存在一群人，他们有崇高的道德，他们不存在自己的利益，他们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国民众所有的利益。

比如，在谈到美国时，很多人就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频繁修理中国，是因为美国老大的地位不保了，所以美国政客要修理中国。

这也是一种将美国政客神化的一种说辞，在这套说辞中，美国的政客们都是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为了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在殚精竭虑、绞尽脑汁。

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因为事实上，美国政客推出的各种政策以及在国际上的作为，正在把美国民众推向深渊，他们显然不是什么美国的”爱国者“。

所有舆论里中美两国的冲突，并不是“美国”对付“中国”，因为美国与中国都不是利益的主体。这些冲突中，一定存在具体的人在发生利益冲害。

你只要观察在很多事件中的具体细节，就能发现端倪。

只要你仔细了解这些具体的制裁手段，你都能看到具体的利益，美国政府裁的也是具体的企业，而不是一个不清晰的所谓中国利益。

至少，这些制裁判手段，是有具体的利益获得者的。

根据各种史料和记录，这些制裁手段的呼吁者，就是那些从这些手段中获利的具体个人。

本文将用丰富的史料展示这一事实。

这么简单清晰的事实，却被很多人说成是，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冲突是因为价值观不同，所以美国政府要搞事。

很多人之所以出现这种误判，主要是对政府的迷信，对政府中人的神化造成的。

此文将会列出清晰且明确的事实，告诉你，驱动世界变化的真正动因就在于那些真实不虚的行动动因——利益。

本文还将破除对美国民主制度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美国现在的政治体制不过是干预主义体制，是服务于压力集团的利益和目标的。

中美关系中的压力集团

作为自由主义者和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我是无比支持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企业家是一群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的、具备有企业家精神的群体，他们真正引领了财富的增长和进步。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家都是善良和无罪的。

《魔戒》中那一枚让人欲仙欲死的魔戒，隐喻的就是权力的诱惑，几乎没有人可以拒绝权力带来的快感和利益，企业家也不例外。

既然存在权力，只要向他靠拢，就可以让权力为我所用，达到超出市场的利益。

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一样对权力充满向往，因为与权力勾结，就有可能创造企业利润增长，甚至在企业竞争力不足时，依然可以拿出超出市场的利益。

京东的刘强东，在与阿里巴巴的竞争中，落了下风。京东对阿里二选一的双十一活动挑起了关于垄断的舆论指控，最终导致了权力的干预。

你看，这种动动嘴皮子，就能通过权力修理竞争对手的工具，企业家也很喜欢用。

字节跳动的张一鸣，为了打败微信，竞然向法院发起针对微信的诉讼，希望通过权力来达成让他的即时通讯工具可以在微信上传播的目的。

打不过你，就想办法找公权力来对付你。

有这样的利益实现机制在，企业家就能避免诱惑吗？不能。

而在西方国家，这类事件更加频繁，因为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们有更多的手段和途径可以使用权力。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当今世界，西方国家绝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的典范。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于那些不了解自由市场的人，他们往往将西方国家很多领域的失败视为自由市场的失败，因此反对自由市场。

比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他们说是自由市场的错，而印钞机显然不是自由市场中正当的手段，而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典型手段。

比如，美国发起的各种关税、反倾销、实体清单手段，这也不是自由市场手段，而是干预自由市场的工具。

西方国家的体制，早已被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塞斯所定义，那就是干预主义体制。

米塞斯说，从政治领域来说，西方国家都不再有传统的古典意义下真正的政党了，这些政党只代表了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也就是那些为了拿到特权的企业和个人。

米塞斯清晰无误地指出：

表面上，展于政治竞争和政策竞争的是政党和政客，但实际上美国的政治生活和西方其他所有国家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由压力集团的斗争和愿望决定的。

压力集团干预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市场并没有被国界线分割成不同的市场。

那些说中国市场、美国市场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市场从来没有国界，国界不过是人为划分的税区线。

中美两国企业之间巨大的贸易量，与北京与上海企业之间巨大的贸易量是一回事，从来也不存在什么国际贸易，只存在具体人与具体人之间的贸易。

满嘴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们，你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成是街头八卦的大爷，因为他再精致的组织语言，也不可能超过街头大爷的水平。

在一个全球市场中，如果一个企业想在一国税区边界内提高售价，获得超出正常市场的利益，那么他必然要面对一个现实：

那就是，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现实中，他做不到。

位于国界线以外的企业必然被人为调高售价带来的利益所吸引，增加供给，让更多的竞争产品进入这国税区内 ，最终让这个企业在国内提高售价的意图扑空。

我们假设，某国的电视机企业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好，但想卖个高价，他必然面对的是全球电视机企业的竞争，其他国家企业的电视机就会冲到某国市场，使得你无法达成提价的目的。

这时，这个企业还是要达成调高售价、让这个企业活下去的的手段必然指向一个手段，那就是国际干预。

因为，你如果不对国外的企业进行管制，你就必然要面对外国货的冲击和竞争，哪怕你在本国是垄断牌照唯一的企业 。

如果本国企业，想在效率低下时还能赚钱还能存活，要怎么办？

如果是实体商品，制定一个高关税标准来阻止本国之外的商品进入，就变成一个必然的手段，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让它无法向我发起价格战。

如果是劳动力，那就建造围墙来阻止外国的劳动力进入本国；或是使用各种复杂的工作签证、永居条件、公民条件来阻止国外的劳动力与我竞争。

如果企业的目标是在全球市场获利，而在另一个国家的市场，企业战胜不了当地的企业，那就得让政府发动更加精准的全球打击，协助企业打击具体的某一个竞争对手。

当然有时还有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用准入限制，不让外国企业进入某国，以阻止他们对本国某一类型企业的竞争。

要保障消费者利益，直接呼吁减少准入限制、减少关税，就能让市场中低效的企业被清除。

然而，谋求政府基于国界的管制，是效率低下的企业寻求政治保护的常见手段，这就是压力集团的成因之一。

在西方国家效率落后的企业，在面对国际竞争时，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形成压力集团，通过多种手段对政客进行政治施压和利益引诱，以通过权力管制的方式来达成提升自己竞争力的目的。

压力集团推动政治进行国际管制的基本逻辑就是如此。

美国政府就曾经在上世纪初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

在上世纪初，美国的农场主们形成压力集团，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帮助他们提升农产品价格。

美国总统胡佛就设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这个机构贷款给农业合作组织，让那些农场主把他们的产品（特别是小麦和棉花）囤积起来，待价而沽。

你看，只要你减少供给量，是不是价格就升高了？这个方法好不好？

农场主却兴高采烈地增加产量，联农委通过它的“谷物稳定公司”，以远高于世界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美国农场主的小麦。

政府的农业官员坚信：美国小麦脱离世界市场，必致世界小麦短缺、价格上升，外国人很快就会哭着喊着要美国小麦。

结果是什么？

必然是事与愿违，不但价格没涨，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生产者加大供给，把美国的世界市场份额抢走了。

最后，这一场闹剧被评为“美国官方组织有史以来搞出来的最疯狂的事情之一。”

这一历史事件印证了以上逻辑，也就是说，仅仅在国内搞限制供给不足以提升价格，只有将全球的小麦生产者都纳入管制当中，美国农场主的超额利益才能得以实现。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客的意图如果是保护本国的落后产业（民族产业），而只要国际贸易是开放的，那么消费者自然会选择国外更加先进产业的产品，这就会使得这种保护完全失效。

印度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盛行的国家，他要保护民族产业的手段只有对外干预，当下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增加关税，打压外资企业。

所以，一国只要爆发保护本国企业利益，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国际竞争的经济民族主义风潮，那么，面向国际贸易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在本国落后企业的利益保护机制下催生。

这种保护，还很容易得到大众的支持，因为它将裹挟国内相当多民众的短期利益。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将自己面临来自国际间竞争的压力通过权力管制来减小，短期内都可以拿到超额利益。

这种管制呈现出不断叠加升高的趋势。

美国的劳工面临着外部劳工的竞争，如若美国依然向全球民众开放工作权利，那么，美国很多行业的高薪酬必然无法维持。

美国的码头工人年薪可以达到10万美元，如果开放世界人民都可以去美国当码头工人，他们能拿到这么高的收入吗？

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必然将拉平国际间不同民众之间的工资率。

阻止外国劳动力进入本国，能清晰地感知到这一短期利益的实现，因此，建墙就成为美国中下层工人共同的诉求。

然而，对落后产业、落后工作效率的保护，必然带来本国产业竞争力的不断下降。

我雇佣这么贵的码头工人，那港口的竞争力就得下降。

这又进一步催生了对贸易保护更大范围的要求，更多的人和企业要求纳入被权力保护，最终推动管制水平不断升高。

这种不断推升国际管制的模式，最后走向的方向是：

所有国家都会逐步减少对外贸易，在本国内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以对抗国际贸易管制带来的不确定性。

美国的芯片法案推动芯片回到美国生产与中国的国内大循环，都是这种国际干预带来的后果。

这不仅不是什么自由化、市场化，相反，这是清晰无误的干预自由市场的行动。

美国政府发动各种贸易管制手段的根本原因是：

既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不高，那么就要求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也下降，只有这样本国那些跨国销售的企业才能存活下去，他们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力。

就在这两天，美国政府要求中国航空企业飞往美国的航班，不得穿越俄罗斯领空。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美国航空企业向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管制，他们是不允许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这样他们的飞行时间就更长，燃油消耗就更多，在国际航班的竞争中就处于弱势。

航空公司提出的具体要求是，禁止任何自美国起飞、降落、中转的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

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国内干预导致国际干预的事件。

你所听到的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不过是这种国际干预的具体体现。

他要求保护中国的劳工人权，目的是降低中国企业的效率，提高中国产品的成本；

他们要求的环保要求，目的也是提高他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

他们要求的知识产权主张，目的也是限制其他国家的企业的竞争力；

如若各种手段用尽都不能达成目标，那最终的武器就是战争，通过战争，彻底击垮另一国的产业发展环境，降低其竞争力，这才能让本国落后企业得以生存。

而这一切，都是美国压力集团们现在正在推动的目标。

压力集团具体做了什么？

请注意，压力集团不代表美国，更不代表美国人民。

恰恰相反，压力集团是牺牲本国其他国民的利益和另一国民众的利益为手段，为他们自己谋求利益的一群人。

这种特权可能是对具有竞争力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可能是补贴，可能是推动通过禁止他人与压力集团成员相竞争的法律。

压力集团最终索要的是政府权力，也即，他们要的是一种侵犯性暴力，这种暴力可以直接对他的竞争对手使用。

我们都见识过，搞河沙的黑社会是如何用暴力来对待他的竞争对手的。

压力集团索要的政府权力，本质上也是这种东西。

比如，美国医生工会获得了医生资格审查的权力，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暴力手段阻止其他人进入医生队伍，从而减少医生总量，达到减少供给提高价格的目的，这就是通过暴力获得非市场化收入的一种手段。

而索要特权地位的企业家，与财富多少无关。

互联网知名的创业英雄扎克伯格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的企业脸书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广告费，现在对他构成最严重威胁的竞争对手是谁？

那就是当红炸子鸡——来自中国的tiktok。

Tiktok已经连续近两年在美国各APP下载排行榜中霸榜了，假以时日，他将会把脸书的大部分广告客户抢到他手上来。

因为Tiktok获得的用户时长最多，广告价值更高。

扎克伯格就开始下黑手了。

他先是在国会中呼吁管制中国公司。

从 2019 年底，扎克伯格就多次向美国国会议员和监管部门呼吁，TikTok 背后是中国公司，存在数据泄露的风险，需要加强监管考虑战略安全。

2020年7月30日的国会听证会上，Facebook、苹果、谷歌、亚马逊四大厂的掌门人都被问到了一个问题——中国企业是否从美国科技公司中窃取技术。

苹果的库克、谷歌的皮查伊、亚马逊的贝索斯都表示：我反正没在我们公司听说过这种事儿。

只有Facebook的扎克伯格非常肯定地说“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企业窃取美国技术”。

Facebook 每年在国会的游说预算都在增长，去年更是接近了 2000 万美元，成为美国政治游说投入最大的科技公司。他们以各种无形的手段在试图影响着国会议员们的政策决定。

然后再花钱找媒体抹黑。

2022年3月，美国媒体爆料称，脸书（Facebook）母公司Meta正在向一家名为Targeted Victory的咨询公司支付费用，让后者策划一场旨在让美国公众反对TikTok的全国性运动。

据《华盛顿邮报》30日披露，这家受雇于Meta的咨询公司正试图在美国各地传播消息，宣扬TikTok对美国儿童和社会构成威胁。相关内部电子邮件显示，Targeted Victory公司员工试图通过全国性媒体和游说活动破坏TikTok。

事实上，微软、脸书、甲骨文等数家企业就是美国打压tiktok背后的利益集团，原因也非常简单，打压tiktok有利于这几家企业的利益。

美国社会有一个优点，绝大部分压力集团的实际行动，都是有具体的、清晰的史料作为证据的。

我们再来看刚被中国政府列入审查的一家美国企业——美光。

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当年美光公司就派人到美国商务部游说了10次。

从2018年到2022年，五年时间里，美光公司花了近1000万美元来给美国政府提报了170项游说内容，议题从贸易到知识产权五花八门——近七成的游说都是直指中国，要求对特定的企业进行制裁。

原因是，中国的厂商正在快速进步，中国的长江存储正在快速瓜分美光的存储芯片市场。

2018财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市场贡献了美光57%的营收，但现在大陆市场只贡献了10%。

在美光们的努力下，2022 年12 月15 日晚间,美国商务部决定将包括长江存储、寒武纪、上海集成电路电路研发中心、上海微电子、深圳鹏芯微等在内的36 家中国实体(包括一家长江存储日本子公司) 加入实体清单。

而这样的事美光不止干过一回。

80年代美日半导体竞争的时候，美光就是第一个对富士通、日立、NEC等日系半导体厂商发起诉讼的美国企业，并积极在美国游说，要求美国政府干预半导体市场的国际竞争。

随着美日半导体协议的签订，美光长驱直入，三年内销售额涨了10倍，血赚。

2002年的时候，当美国司法部开始针对DRAM存储芯片行业进行反垄断调查，美光又开始整活儿了——率先自爆，说自己联合了三星、海力士、英飞凌操纵市场价格。结果其他几位被罚了好几亿美元，美光啥事儿都没有。

如果你是美光的老大，花一千万美元，找到政府官员，就能利用美国政府强大的政治能力，打击一个威胁几百亿美元销售市场的竞争对手，你花不花这个钱？

魔戒对人的诱惑，是很难克服的。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国企业，你看一下以下数据，你就明白了。

从2000年开始算起，美国半导体和互联网公司的游说总额如火箭般蹿升，仅次于金融保险和医疗制药行业，成为美国第三大游说行业。 

2019年，仅仅微软、甲骨文、苹果、高通四家企业的游说总额，就超过了2000年美国全国游说行业的总和。 

你说，他们花这么多钱游说，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无他，利益二字。 

比如，针对华为的制裁，主要就是由爱立信和思科主导。

与华为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结下梁子的思科动用了大批的公关游说集团，牵线搭桥找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议员琼·凯尔（Jon Kyl），他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保持了相当紧密的联系；

而爱立信则把游说的触角直接伸到了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那里。凯尔和骆家辉写给向招标组织方的信可以说极大地影响了最终结果。

爱立信也是欧洲市场阻击华为的元凶。 

其首席执行官霍尔姆就曾表示爱立信的5G商业部署完全可以在欧洲取代华为，华为并非不可或缺，而就在欧洲议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的当天，爱立信集团与英国公共信息安全通讯办公室举办了交流会议，间接游说欧洲议会。 

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新书《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中说到：

美国的半导体市场因为游说集团的存在，构成了一个虚假的自由市场共同体，因为这已经不再是自由市场，而是一个靠着权力打压竞争对手的干预主义体制。 

所有针对具体中国企业的制裁手段，背后几乎都有美国企业的影子。

在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举行的听证会上，太阳能世界公司(SolarWorld)称，中国支持本国太阳能电池的政策使该公司“遭受上亿美元损失”。 

美国超导公司(American Superconductor， AMSC)则指责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并非像宣传的那样好”，要求对中国生产的 太阳能电池和风电产品加征关税。 

而代表波音、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美 国联合航空等公司60多万在职和退休工人的机械师和航空航天业工人国际联合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nd Aerospace Workers，IAMAW)，呼吁美国政 府“调查向中国转让技术的美国公司”。 

而这些公司的诉求，最终就转化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具体政策。 

2018年，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华光伏反倾销调查的新一轮行政复审初步结果。被调查的公司包括天合光能、杭州桑尼、横店东磁等22家在华企业，反倾销税率为61.61%。 

这一结果超过了美方在2016年年底对多家中国企业所提出的反倾销税率。

然而推动全球新能源产业政府补贴的，不就是欧美的环保主义主张吗？不是欧美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了持续十余年的环保施压吗？不是欧美逼中国签下碳中和的时间表吗？

这说明，环保主义政策虽然是欧美国家主导并全球推动的，但在具体的压力集团的利益面前，一样可以进行打压。

我可以预判，在中国发展得很快的新能源车未来也将会被欧美制裁。 

让我们再回看一次一百多年前美国发动的关税战。 

1921年5月来自各农业洲的两院议员组成一个农业集团，要求政府立法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一场本来目的只是保护农业产业利益的游说活动，最后却演变成了一场世纪灾难。 

议会在游说下召开特别会议，通过紧急关税法提高对小麦、玉米、肉类、羊毛等进口产品的关税。 

所有的压力集团全部闻风而动。

既然农业集团的利益可以通过关税来保护，那纺织品为什么不能呢？ 

紧接着，1922年9月19日国会又通过了《福德尼一麦坎伯关税法》，提高纺织品的进口税，包括农场品和工业在内的许多部门，都受到了高关税的保护。 

无数企业主都向议员们施压，既然别的行业有，那我们也要这种特权。你看别家的议员为他们的农产品、纺织品企业争取到了利益，那你作为本区议员，为什么不为钢铁、机械、造船行业争取利呢？

接下来，就完全失控了，1929年4月国会议员霍利和斯穆特提出了一个全面性的关税议案。 

这就是史上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 

他被评为美国史上最愚蠢的法案。 

他蠢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个法案要把2000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全部调高至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一些商品的关税高达400%。 

在当时，世界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向全世界“宣战”：贸易战开始了。 

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学家圈都蒙了。这到底想干嘛？ 

当时在美国，有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项请愿书抵制该法案，他们呼吁胡佛总统不要签字通过这份法案。 

而一些拥有全球产业利益的企业家们也坐不住了，汽车巨头福特、JP摩根的首席执行官等人都多次到白宫去试图说服总统。 

这是一项糟糕透顶的法案，一旦签署就会是一场灾难。因为其他国家必然发动反制。 

正如同，现在的苹果也花了巨额的资金游说议员，但苹果公司游说的是不要发起贸易战，因为苹果的利益遍布全球，他无法承受反制的后果。

世界各国政府也一片哗然，至少有38个国家向美国提出抗议，他们说，一旦该法案通过，我们也只有提高关税一途。 

可惜，美国政府此时已经被压力集团彻底绑架。 

1930年6月17日《斯特姆霍利法案》正式生效。 

这个法案的破坏力之强，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因为，美国作为当时全世界经济最强国，带动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欧洲各国全部加强了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间的贸易大幅萎缩。 

当商品不能穿越国界，士兵就会穿越国界。

贸易阻断是战争最重要的成因，全球动荡开始了。 

二次世界大战在数年后爆发。而爆发的的经济起因，正是泛滥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本德国作为新兴工业国，在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下受损最为惨重，在极端政客的推动下，就走向了战争。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美国作为二战胜利国，自然不会把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但贸易中断才是战争真正的起因，这一经济学真理，不会被虚假的历史掩盖。 

贸易战的真正起因

中美贸易战并不来源于所谓国家利益，这些不过是政客们的托词。 

贸易战，是美国的历史传统，而驱动贸易战的则是压力集团们真实的利益，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自美国建国以来，国会一直是美国保护主义的大本营，特别是众议会。 

这是由众议会的选举模式决定的。 

众议会的来源于人口划分区域，一定数量的民众即代表一个众议员的资格，这种选举模式，使得众议员只需要迎合具体某一区域民众即可。

很多人误以为，只要代议制中不同行业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就能保证自己的利益。

表现看是如此，如果你和美国真正明白国会事务的人谈话，他们会告诉你： “这个人，这个国会议员，代表白银业集团的利益”。他们也会告诉你另 外某位议员代表小麦种植者或是产业工人团体。

然而，这种代表不同产业利益的议员机制，却是一套各自谋求特权的机制。

米塞斯说，议员只能服务于全体民众的利益，而不能服务于少数人，因为这必将导致特权的出现。

当一个区域为某一产业带时，那么这一区域选举的众议员必然以代表当地产业及工人的利益为当选正当性。 

米塞斯进一步指出：

在这样的立法机构中只有一个群体没有代表，那就是全体人民。只有很少人站在全体人民一边。而所有问题，甚至对外政策的问题，都从特殊压力集团利益的角度被看待。 在美国，一些人口稀少的州对白银价格感兴趣。但是并非这些州的每个 人都感兴趣。然而，美国数十年来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在市场价格之上 购买白银。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只有少量人口从事农业；其他人口是 农产品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然而，美国的政策是花费成百上千亿维持农产品价格高于潜在市场价格。

在议会的决策机制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选票交易。

今天你支持了我的选区的特权保护法案，明天我就可以支持你的选区特权保护法案，他不仅使得政府支出迅速上涨，还使得压力集团更容易左右议员。

众议员的任期只有两年，他们的时间偏好更高，短期内帮助区域选民争取到具体的短期利益则是他们实现连任的最佳途径。 

从《1789年关税法》 (Tariff Act of 1789)、《1816年关税法》(Tariff Act of 1816)、《莫利关税法》(Morrill Act)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 

作为美国的立法机构，国会对于许多涉及美国国计民生的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

因此压力集团将其列为游说的对象，游说的矛头对准国会的议员及其助手。

由于参议院 和众议院的议员都需经过选民选举才能当选，利益集团常常不遗余力确保本集团的成员当选议员，这是能实现自身利益诉求最直接的方式，多通过政治捐资实现这一目的。 

此外，他们还常通过媒体等途径宣传本集团候选人，从而扩大知名度，在舆论上取得上风，促使候选人当选。

国会在形形色色的压力集团影响下，通过了大量的贸易保护法律，以此保护美国各行业和各区域的短期短期利益。 

只有美国在绝大部分产业都处于全球领先的情况下，这种贸易保护才得以终结。 

美国在二战后才正式确立自由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政策。 

因为此时世界各主要工业国都已经是满目疮痍，世界人才全部汇集于美国，美国几乎在所有产业全面领先世界。 

但二战结束的几十年后，美国马上迎来了新兴工业国对美国产业的竞争，这时，美国放弃自由贸易即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所谓主张全球自由贸易的新华盛顿共识，只能是在美国产业全面领先时推动，但压力集团早就消灭了这一共识。

第一个对付的就是日本。 

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最早在1965年出现，在这之后的10年间，逆差基本在20亿～30亿美元区间波动，这一时期美国对外贸易多数年份整 体上还处于顺差，因此美日贸易矛盾不甚明显。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急剧增长，1985年达462亿美元，约 为1975年的27倍。 

同期美国整体对外贸易连续10年出现逆差，且对日贸易逆差一直占整体贸易逆差的30%～40%，从而引发了美日间尖锐的贸易摩擦。 

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钢铁业接替纺织业成为主要出口领域，且产量超越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则成为钢铁净进口国。

1969年，在美国的钢铁进口中，日本占42%。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在美钢铁市场份额已由1950年的5%上升至50%以上，引发美国保护主义浪潮。 

1976年，美日签署《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1977年，美日就钢铁制定了“进口最低限价制度”，签订了《维持市场秩序协定》。这一系列事件和协定签署后，日本钢铁出口量明显下滑。 

美国也对日本彩电业实施贸易保护。1977年，美日签订了针对彩电的有序销售协定，该协定于当年7月生效。 

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产量突破700万辆大关，跃居世界首位，出口美国高达192万辆，在美市场占有率高达21%。 

与此同时，美国汽车产业却开始衰落。1980年三大汽车公司均出现亏损。

克莱斯勒和福特汽车，借美国媒体和美国工会造起的舆论声势，联合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对日本提出反倾销诉讼，指控"丰田向美国市场倾销汽车"。

最终，日美双方达成协议：1981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为168万辆，1982年限制为193万辆。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三大巨头至此才扭转了亏损的局面。 

1995年，美国以日美汽车贸易不平衡为由，要求日本增加美国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对此，日方依然以"不能接受数额指标"为由加以拒绝。

于是美国贸易代表以6月底为"谈判期限"，威胁说5月份将根据美国贸易法实行制裁，美国将对从日本进口的高级轿车征100%的报复性关税

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国，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40%，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则下降至40%以下。

全球半导体企业销售额前 五名也由全为美国企业转变为日本占据四席。

美国认为日本半导体技术对其产生的威胁远超苏联，由此引发两国大规模贸易摩擦。

1985年6月，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提交了“301条款”申请，要求调查日本的不正当竞争手段。 

1987年 3月27日，里根宣布将对3亿美元等值的日本电子产品征收100%的关 税。此外，在对日半导体实施贸易保护期间，美国还与日、德、法、英共同签署了《广场协议》，随后日元大幅升值，直到1988年才趋于稳定。

1996年，美国半导体产业生产总值超过日本，重新位居世界第一，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则开始衰落。

而2017年开始爆发的中美贸易战，其实不过是日美贸易战的翻版。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尽管视中国为潜在挑战者，但总体上欢迎中国崛起，多次表示“一个强大、和平、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尽管在过去数十年以来，一直有美国企业发动了上百次小规模贸易战，比如zippo发动的针对中国温州打火机的反倾销制裁等等，但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贸易战。

2017年底发布的《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对手”和“竞争者”，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国家”的 标签，并猛烈攻击中国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 

这背后，并非什么美国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美国是全球唯一的霸主国家，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军事实力都不如它，他哪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这种报告是压力集团推动的结果，其本质原因是，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开展了与美国企业的全面竞争。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自2015年起，中国独角兽企业新增数量就迅速追平美国甚至超过。

至2023，中国独角兽企业前十名的市值已全面超过美国企业。

而在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共有145家公司上榜，美国有124家企业进入了榜单。

福布斯2023年的亿万富翁排行榜显示：

全球登上亿万富翁排行榜的人一共有2640人，其中美国736人。中国排名第二，共有562人。

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榜中，美国以822家企业保持领先，中国大陆共计678家企业排在第二位。

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感受到了中国企业发起的竞争，贸易战自此爆发。 

美国政府将中国树立为敌人的思维通过媒体放大，同时塑造了美国对华决策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使对中国强硬成为美国两党的“政治正确”。 

反对美国政府贸易干预的国会议员和压力集团均受制于这种环境，在游说美国政府的过程中不得不保持谨慎的态度，避免被戴上“不爱国”的帽子。 

正是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要求与中国在商品、资金、技术和人员上“脱钩”的压力集团力量，一度塑造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美国强化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力度，以司法迫害、技术封锁、外交围堵等手段打击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给正常的中国留学生赴美制造障碍等，都是“脱钩” 政策的具体体现。 

特朗普政府开展了“301调查”，将所谓的中国“侵犯知识 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升到影响美国经济前景和科技竞争力的高度。 

白宫前首席战略师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甚至赤裸裸地表达：中国“摘走了西方工业文明 的花朵”。

这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与当年的美日贸易战一样，依然是始于钢铁行业。

2016年大选中，正是由于得到“铁锈带”钢铁业和部分工会成员的支 持，毫无执政经验的特朗普得以入主白宫。

在出台钢铝政策的过程中，特朗普曾犹豫不决，但钢铁企业多次施压，要求他“兑现承诺”，并发出了下次选举不再支持他的威 胁。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这一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其起家于钢铁业，后来逐渐与其他工会组织合并，成为北美最大的工会，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85万名会员。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凡是由USW发起或支持的对华贸易保护案件几乎都获得了成功，轮胎“特保”案、油井管案、汽车零部件案等都是如此。 

在特朗普政府对钢铁进口展开“232调查”前后，USW和美国钢铁协会多次致函，希望政府尽快实施调查。 

最终，特朗普不仅邀请钢铁企业的高层到白宫讨论钢铁产销问题，还邀请钢铁工人代表出席加征关税的签字仪式。 

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在钢铝关税问 题上行动最早、态度最坚决，是因为美国钢铁公司和工人是特朗普巩固执政地位和寻 求连任必须依靠的政治力量。 

正如一百多年前《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签署前一样，美国那些在中国企业竞争下感觉到压力的企业看到贸易保护主义重燃，都迫不及待要求参与被保护的序列。 

直接参与各种游说活动，要求扩大关税和管制手段的企业集团有： 

微软、亚马逊、福克斯新闻、思科、甲骨文、福克斯商业新闻、科技创业公司（Alter Science）、木制品公司（Cascade Wood Products）、钢铁产品公司（Gerdau Long Steel North America）、定制集装箱底盘和专用平板拖车公司 （Cheetah Chassis）、工业安全护具制造商（ERB Safety）、地毯瓷砖 地板制造商（Mohawk Industrie）。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 USW）、美国繁荣联盟（The Coalition for a Prosperous America）、美国铝业协会（Aluminum Association AA）、美国钢铁协会（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国际机械师与航空航天工作者联盟、美国纺织品协会、美国国家零售 联盟、美国钢铁产业协会、美国钢铁制造商协会、钢铁建筑材料制造 业协会、美国电气化学协会、橡胶制造商协会、美国森林与纸业协会。 

根据一项历史记录，目前，私营部门花费的游说资金占据美国政治体系所有游说资金总额的3/4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一增长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利益集团支出的一般增长速度。

1981 至2004年间，私营部门的平均游说活动增加了1倍多。

在2012年，分散的利益集团每花费1美 元，企业就花费86美元;工会每花费1美元，企业就花费56美元。 

巨额的开支的猛烈增长，不过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面对国际竞争，美国企业越来越渴望权力的加持。

压力集团对美国人民的剥夺 

你若以为压力集团就是经济民族主义，他们的目的在于维护本国企业、本国民众的利益，那你就完全错了。 

因为压力集团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他们不管用什么方式达成特权，而要求特权的行动都不可避免要剥夺本国其他人的利益。 

美国国内的产业一样存在压力集团，并且正在系统性的剥夺美国人。

要说美国人对什么最痛苦，只有一个产业可以成为第一，那就是医疗。 

美国的医疗，从表象上看，是市场化的机制。

医院是私有的，医疗保险公司是私有的，医药企业是私有的，但美国医疗却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医疗系统。 

美国医疗给全世界带来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那就是私有医疗不好，很贵。但实际上，美国医疗只是有一张私有制的皮，其实是医疗市场干预的典型。

美国人支出了全球最高的医疗费用，美国人的医疗总支出占了美国GDP的20%，人均花了一万美元。 

但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多少呢？仅仅只有76.1岁，还不如中国。 

日本的人均医疗支出是2569美元，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平均寿命是87.74岁，超过美国十岁。 

中国的人均医疗开支是802美元，是美国的8%，但人均预期寿命是78.2岁，超过了美国。 

仅仅凭借这个费用，我们就可以基本推定，美国医疗压力集团在美国创造了巨额的非市场化的暴利。 

因为任何一个领域的市场化，都将带来供给的增加，推动价格的下降。

你我生活中所有接触到的市场化的产品，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降低价格。比如餐饮、衣服、电子产品、快递。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美国医疗压力集团是怎么样获得特权利益的？

医疗压力集团影响、操纵医疗政策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2003年《联邦医保处方药福利法案》（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Improvement，and Modernization Act of 2003）的制定和通过。 

美国联邦医保一直没有处方药福利，随着药价的不断升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感到不堪重负，希望政府扩大联邦医保，增加处方药福利。 

制药行业和医疗保险行业在2003年花费了1.4亿美元雇用了近1000名游说人员为此事奔走，其中一半人曾经在国会或政府行政部门工作过。 

在压力集团的运作下，新的法案出台。 

草案公布之后，舆论大哗。 

因为此法案对制药行业的送钱方式简直有悖常识。 

比如，法案规定联邦医保机构不能与制药公司讨价还价，只能负责买单。

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购买处方药是基于私人保险公司的平均价格，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购买处方是基于私人保险公司协商的最低价格。

这些规定使制药公司有动力将药价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之上。因为他们只要降价，就必然会在政府采购中减少利润。 

造成的结果当然是联邦政府为联邦医保病人支付的药费要大大高于应付的费用，实际上是把纳税人的钱通过这个不合理的处方药福利源源不断地送入制药公司的腰包。 

这个法案虽然饱受民主党的攻击和舆论的批评，布什政府和包括主案主理人陶森在内的共和党国会领袖却使出了浑身解数，为此法案的通过保驾护航。 

2003年6月27日，此法案在众议院进行投票表决，初次投票结果赞成票214票，反对票218票。 

此时共和党领袖在最后关头迫使本党两位议员把反对票改投赞成票，把另一位本党议员的反对票改成弃权票，终于使该法案以216票赞成215票反对通过。 

在参议院，这个法案也饱受批评，但在行业游说人员、布什政府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狂轰猛炸之下，终于跌跌撞撞获得了通过。

2003年12月8日，布什签字，法案生效。 

2个月之后，比尔·陶森宣布辞职，以200万美元年薪之资，正式成为了大制药行业的游说主管。

同时，多位参与帮助此法案起草、通过的国会工作人员、布什政府人员也同样辞去公职，以高薪转而为制药工业和医疗保险行业当起了游说人。 

美国医疗行业中，有四大压力集团，分别是即医生、医院、医疗保险和制药产业。 

可笑的是，这四大利益集团都声称代表病人的利益，在进行舆论宣传和政策辩论时都自称为病人代言。 

医生说自己是与病人直接接触，为病人的最终健康负责的，所以医生能代表病人。 

医院说病人需要最好的医疗设施，我们为病人提供治疗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代表病人的利益。 

保险公司说我们支付病人的大部分治疗费，我们最关心病人的健康。 

而制药公司说，我们的药物是被病人服用的，我们和病人的健康关系最密切。 

但是真正的病人在这种辩论中往往是缺席的，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病人，或病人组织能出面代表所有的病人。造成的结果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一个组织能代表病人的利益，有足够的代表性、实力和声音与这些大利益集团相抗衡，为病人代言。 

这一现象说明一个事实，普通消费者难以组织起来形成压力集团，他们的利益往往不能形成真正的组织来对抗这些压力集团的剥夺。

美国医生工会们垄断了医生牌照的发放，人为地控制医生数量，以获得垄断利益。 

2016年全美共有医生71.3万人,平均每万人约有22名医生，而2019年，中国每万人有27.2名医生。堂堂发达国家，竞然比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医生数量。 

在医生工会对医疗人才总量控制下，美国医生获得了超额的高收入。 

麻醉科医生：26.7万美元外科医生：25.5万美元产科及妇科医生：23.8万美元内科医生：19.6万美元儿科医生：18.3万美元精神科医生：22万美元家庭和全科医生：21.1万美元其他科类医生：20.3万美元 

更重要的是，美国医生还活少钱多，这意味着虽然有这么多医生，但提供的医疗服务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美国人大量去古巴、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地跨国医疗，就成为美国奇观。 

压力集团自然不能让客户流出美国，布什政府上台后制定的新规定，凡是未经批准前往古巴的美国公民都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最高罚款高达10万美元。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禁止美国人从其他国家购买更便宜的药物，从而使处方药更贵。

FDA对仿制药缓慢而复杂的审批过程使得美国500多种品牌药物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医院是美国的一个强势利益集团，拥有强大的政府游说能力，一直能够成功瓦解各种试图控制医院费用的政策努力。 

美国医院的收益有多高，全美护士联合工会公布的资料显示，美国大部分医院向病患收取的费用，比实际治疗成本高出10倍。

像斯坦福大学医院，一张病床一年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就有1.47亿！ 

在整个医疗费用中，医院花费占到了32%，是第一支出大户，美国的均次住院费用是18000美元，医院产业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也成为推高美国医疗费用的第一大元凶。 

接下来没有最黑只有更黑。

美国的医疗公司和药品公司依靠垄断地位获取更高的暴利，在美国研发新药动不动就10亿美元起步，而美国通过专利保护等各种手段对竞争者全面打压，使得很多药品的价格贵到天上去了。 

1984年美国颁布的《哈奇-韦克斯曼法案》(Hatch-Waxman Act)，该法案允许制药商在专利到期前保持对新产品的垄断。

表面上这种法案宣称的目的是鼓励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

但是制药商已经学会了延长专利保护和对药物的垄断控制，通过细微的方式调整他们的产品，比如改变药丸涂层，然后申请另一项专利，从而长期对这种产品保持垄断地位。

人们常说专利能刺激研发，若是专利成为药厂们可以躺赚的工具，那为什么要去搞新研发呢？事实证明，这种制度下，无数的企业不仅没有加入研发投入，反而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用于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

2020年，爱立信全年营业收入增加至278亿瑞典克郎(2019年同期为106亿瑞典克郎)，专利授权业务收入达到100亿瑞典克朗，占比30%以上。

而爱立信的研发投入在全球企业中根本不入流，与中国的美团投入差不多。

这样的企业会有上进心吗？收购各种专利、形成专利壁垒，躺在其他奋斗的企业身上吸血，才是他们生存的真实写照。

美国的新药物有多贵？ 

吉利德科学公司一款治疗丙肝新药索非布韦在2013年上市，每片定价1000美元，一个疗程12周需要花费8.4万美元，而这家企业授权印度生产的索非布韦每片价格只有10美元。 

不少人说，美国人看得起病，因为有保险公司。 

的确，如果没有保险公司，在美国因病破产根本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但美国的医保公司有多黑？从2018年开始，美国人均医保费用已经高达7000美元以上。 

这些利益，是市场化的结果吗？不是，全部是通过政府权力获得的垄断地位所致。 

在压力集团的利益驱动下，号称不向欧洲学习福利社会的美国，现在享受白卡免费医疗的人数达到了9000万人，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还不包含数千万免费老人医疗卡。 

这么庞大的政府税款医疗支出，压力集团却反对政府控费，其自肥之目的一目了然。 

保险公司利益集团则通过国会修改法案，对外国保险公司在美国经营健康险业务进行各种限制，以确保不会受到来自国际的竞争。 

川普直接批评奥巴马的医保法案才是维护垄断集团的利益，因为奥巴马甚至通过了民营保险公司亏损由政府买单的相关法案。

以至于川普任上时，保险公司要求联邦政府支付数百亿美元的亏损补贴。 

直接点说吧，整个医疗体系中的压力集团都是不断通过各种手段让政府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案、推动对外部市场的管制，从而获得特殊的市场地位。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断提升价格，获得超出市场的利润。 

印度很多药价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印度的大量手术成功率比美国还要高，但收费仅为美国医院的几十分之一。 

如果开放市场，允许印度人去美国办医院，允许印度医生在美国执业，允许全球的保险公司在美国卖健康险，允许全球已批准的处方药去美国销售，那么，美国医疗领域的利益集团将马上破产倒闭。 

在自由市场中，怎么会出现价高质次？

只会让产品越来越便宜，正是因为美国的医疗压力集团用过权力把控住了所有国际竞争入口，不允许外来竞争者，他们才能薅美国消费者和美国纳税人的羊毛。 

美国的医疗绝非自由市场的结果，而是干预主义的结果，是全球反自由贸易反市场经济最坏的标杆。 

他们的通过政治运作让美国医疗变成供给少、价格奇高、质量逐步低下，无数普通美国人成为被他们收割的韭菜。

危害最大的压力集团

压力集团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在国际竞争逐步处于不利地位的产业集团，比如钢铁、太阳能、纺织甚至部分高科技产业； 

第二类是企业劳工组织，美国劳工的生产效率明显低下，阻止外来人口及外来产业的竞争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第三类是在管制中受损的企业，比如美国的农场主和商业协会就在贸易战中受损，他们也组成压力集团游说政府放松管制，一些在全球有优势地位、产业遍布全球的企业，比如苹果高通也加入减少国际贸易管制的游说队伍 。

第四类就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企业，那就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在俄乌战争中，不少人感叹，美国人真大方，援助乌克兰这么多武器，他们是充满爱心的，为了另一个国家保家卫国，不惜一切代价。 

这种说法同样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美国当作一个利益集体。 

在这场战争中获益最大的就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这个军工复合体争取的是美国的税款支出，来达成他们的利益。 

准确地说，美国民众并没有受益，反而是受损了，但军工集团肯定是利益获得者。 

这一点也不奇怪，美国搞的贸易战，美国全体民众是获益者吗？当然不是，物价更贵了，不在被保护产业中的人，他们的短期利益、长期利益都是受损的。 

而军工复合体，则在驱动战争。

因为只有大规模的战争，他们才能持续获得利润，若这个世界上没有大规模战争了，这些公司的下场只有一个，破产清算。 

为了不走向这样的结局，他们有足够的利益动因推动全球战争的出现。 

“军工复合体”这个词，并不是外界的阴谋论，而是由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首先提出。 

1961年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演说中发出清晰无误的警告

“我们必须防止军工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地获得不应当有的影响力”。

但这一警告没有任何效果，美国军工复合体已经发展成为横跨政府、军队、商界、科研机构、智库和舆论界的巨大网络，不但能够左右美国政府的意志，还能操控外国政府的决策。 

军工复合体与其他压力集团的区别在于，他们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往往不是公开直接的，而是长期、分散、间接、隐秘的。

即便它从许多违背真实民意的决策中获得巨大利益，却难以找出明确的证据证明美国军工复合体对某一特定政策施加了何种影响。

只有完整揭示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诞生、扩张及其影响，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寄生性、侵蚀性和顽固性。 

1946年4月，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签署文件，强调军方应该与科学家、 工程师、产业界、科研院所之间建立紧密的合约关系，使科学界和工业部门都团结在军队周围，这为军工复合 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量民间企业进入军工生产，逐步形成了军工复合体，他们积级参与政治，成为了政客们的“超级金主”，并积极展开各种游说活动，在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披露，2003年至2022 年，美国军工企业为使自己制造的军火有“用武之地”，仅游说费用就高达25.3亿美元。

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波音公司、通用动力公司、 雷神公司五大军工集团2022年的公关费用均超过1000 万美元，而这些大型军火公司背后又不乏摩根财团、梅 隆财团等大型金融财团的身影。 

2021年9月，美国布朗大学发布的“战争成本”研究报告显示，在这些大型金融财团的大力游说下，自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 美国军费支出累计超过了14万亿美元，其中的“三分 之一到一半”落入美国军工企业手中。 

美国经济学家将美国军工复合体攫取利益的方式总结为“铁三角”理论。 

“铁三角”的三端是五角大楼、国会山和军工企业，三边则是这三者之间的 利益输送关系，比如，军工企业向国会议员提供政治献金， 国会议员批准大额军事支出，五角大楼则将合同交付军工企业，形成三方受益的闭环。 

更为恐怖的是”旋转门“在军工复合体中几乎毫不掩饰。

美国政府监督项目组织(POGO)在2018年的报告《黄铜降落伞：五角大楼的旋转门》中指出，美国国防部官员被他们所监管的国防承包商“捕获”后扭曲了美国的预算支出和外交政策。 

该报告指出，2016年奥巴马任期结束后，美国前20家国防承包商雇用了645 名前政府官员、前高级将领和军官、前国会议员及其立法助手，使之成为公司董事、高管、顾问或职业说客。 

在出自国防部的380人中，有95人进入美国五大军工集团工作。 

2022年年初，美国政府监督项目组织编纂的 “旋转门”数据库显示，2019年至2021年，通过“旋转门” 进入相关企业的美军退役将军高达242人。仅2021年 就有46名国防部高级官员离职后加入军工、咨询和游 说公司。 

美国问责办公室在2021年《前政府雇员限制》 报告中称，美国国防部应进一步限制前官员为国防承包商工作，因为该办公室发现，尽管有美国联邦法律的限制，前国防部雇员仍然大量受雇于国防承包商，仅2019 年对14家主要承包商的审查就发现有37032人从国防 部“旋转”到这些企业任职。 

2022年全年，国防军工利 益集团共计290个委托方雇用了820名注册说客游说国 会，这些人中有71.6%是前联邦政府官员。 

五角大楼发 布的《2020年国防开支分州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 联邦政府在50个州支付了5939亿美元用于购买军需产品和服务以及支付国防部人员的工资，占美国GDP的 2.8%，其中45%的支出在德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加 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五个州。 

弗吉尼亚州 和马里兰州对国防开支的依赖度分别高达10.6%和6%， 另外还有近10个“边、小、穷”州的经济对国防开支的 依赖度超过了5%。 

这样一来，军事工业和地方政治就形成了利益共生体，政客们只能争相攫取更大国防支出份额，或者抱团把联邦军事预算的“蛋糕”做得更大。 

换个角度看，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核心逻辑其实是腐败而持久的“军事凯恩斯主义”。

通过地方工业利益捆绑和选民政治分肥将军事工业催生成“大而不能倒”的畸形儿，然后在全世界寻找敌人制造需求，反过来证明对军事工业实施扩张性产业政策的正确性。 

美国军工复合体对舆论的操纵也让人触目惊心。

在军工复合体三角理论还缺少一个支点，那就是媒体。 

因为本质上，军工复合体攫取的是美国民众的税款。 

要让民众接受不断攀升的军费，只有借助媒体和政治正确的观念中，才可以得以实现。 

在军工复合体的控制和利润驱使下，美国的主流媒体往往对战争趋之若鹜、推波助澜，放大威胁和恐惧。 

中国民众对美国电影并不陌生，在我们看到的美国电影中，极少有歌颂和平主义、批评战争灾难的电影。 

美国向全球输出的电影除了情感片外，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白左式的社民主义宣传片，比如阿凡达2，就是推崇原始生态主义，批评工业文明，第二种则是美国式的主旋律——美国的爱国主义。 

科幻片喜欢鼓吹外星文明的战争威胁，拯救大兵瑞恩则是标准制式的美国爱国主义的宣传片，各种臆想片则是不断地宣传来自世界各地的威胁。美国式的英雄最终拯救了危机。 

这与欧洲诸多的反战影片完全不同，美国电影中，杀戮与战争从来都不是什么坏事。 

美国军工复合体对宣传外部威胁和美国爱国主义的影响往往慷慨赞助，军队和军工企业为影视作品、动画游戏等娱乐产品提供帮助， 使这些娱乐内容画面更加逼真，媒体则在这些产品中体现 军工复合体的价值观和意志，其结果是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对外部威胁的敏感、 极端主义和暴力倾向。 

在片面虚假新闻、以及爱国主义政治正确的裹挟下，美国民众容易失去判断力，盲目支持军工复合体的扩张要求。 

911事件，是一起极少数恐怖份子造成的大事件。 

但这场危机却成为了军工复合体的盛宴。为了打击数量极少的恐怖份子，“9·11” 事件被反复利用，随后发展成为持续了20年的所谓“反恐战争”。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转移和集体腐败。 

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估算，仅阿富汗战争就花费了美国纳税人2.3万亿美元，伊拉克战争则花了1.8万亿美元。 

而在所谓“反恐战争”期间，美国 五大军工集团共获得了高达2.02万亿美元的军事订单。 

欧洲的乌克兰危机、中东的也门冲突和伊朗—阿拉伯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为美国军工复合体提供狂欢的机会。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欧洲开始增加军费开支、 进口武器。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强压北约国家将军费开支增加到GDP的2%，虽然特朗普希望美国不承担欧洲军费，但他依然不敢得罪军工复合体，对欧洲各国的军费要求，也必然给军工复合体带来利润。

2022年3月14日，瑞 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全球武器交易量与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一些地区的武器进口大幅增 长，如欧洲增长了19%，大洋洲增长了59%；同期美国武器出口增长14%，全球占比上升到39%，稳居军火销 售霸主地位。 

2023年2月3日，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 数据，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价 值298亿美元的军援，相当于2016年至2021年乌克兰六年军费的总和。 

由于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捐赠大批武器装备，为补充库存，德国、波兰、英国等国家转向美国 订货，由此美国公司额外斩获了217亿美元订单。 

2022 财年美国国防承包商对外国政府的“直接商业销售”更 是从2021财年的1034亿美元跃升至1537亿美元，大涨48.6%。 

虽然拜登政府表面上不断强调外交的重要性，还完成了从阿富汗的撤军，结束了20多年的“反恐战争”， 但实质上是以大力宣扬“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论”替换了“恐怖主义威胁论”，更加注重对传统大国战争的准备，军事支出不降反升。 

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保证了美国军事、外交和情报机构主管人员的延续性，即便美国国内两党竞争、政府更迭、政策变换，也不影响整个国家安 全体系始终服务于美国军工复合体，使之持续获利。 

2022年3月，拜登政府提出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比上一年增长约4%，总额达到8130亿美元，占美国政府全年支出的近六分之一、占政府部门弹性支出的近一半。 

美国的国防预算已经相当于几乎所有其他大国军费预算的总和，然而美国国会还是以中俄“威胁”、通货膨胀等各种名目声称美国军费不足，于2022年12月通过 了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批准了总额为8579亿美元 的国防经费，比上一财年大幅增长约10.3%。 

尽管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控枪、堕 胎、环保、通胀责任等问题上争吵不休，但在持续增加军事开支问题上却高度一致，在美国政治极化如此严重的今天，军工复合体的政治威力可见一斑。 

因此，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会积极挑动俄乌战争了。 

美国积极诱战俄罗斯，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了。

美国在2021年不经北约盟友商量，就直接表达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就是在挑动俄罗斯敏感的神经。

没有谁比美国军工复合体更希望俄乌之战长期化了。

俄乌之战符合美国军工复合体、美国能源集团这些压力集团的利益，并不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 

正如川普所说，他只要上台，一天之内就能让俄乌战争结束，因为他深知，这一场战争的真正推动者是谁。 

而这就是共和党川普和民主党桑德斯所批评的美国“深层政府“、”华盛顿沼泽“，虽然他上台也无法改变这一切。

因为，美国的文官系统也形成了压力集团，成为了军工复合体的一部分，争取预算和拨款，扩大军事费用，也成为他们的利益诉求。 

芝加哥学经济学派的布坎南早已指出，政府人员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也在追求自已的利益，区别于市场通过供给交换利益，他们总是通过扩大本部门的重要性，扩大外部威胁来追求部门权力的扩大、预算的增加。 

好了，当你清楚了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需求时，你会怎么看台海问题呢？ 

台海真的爆发战争，对谁有利呢？谁在背后支持佩洛西来台挑动中国民众的敏感神经呢？

我毫不怀疑，美国一定参战，也一定武装日韩台，因为这么大的一笔买卖，军工复合体怎么会放过呢？ 

那些愤怒中国人的情绪，就是压力集团乐见的。

甚至你能从美国政客最近数月的举动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军工复合体已经急不可耐了，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在台海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

至于战争会死多少人，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并不在意。 

他们能确信的是，只要战事起，欧美乃至日韩的税收中将增加大量的军事装备采购，甚至全球都会在战争的刺激下展开军备竞赛。

为了追几个恐怖主义山贼都能打二十年，花几万亿美元，死上万美国士兵，他们连美国人的命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别人的命吗？

奉劝那些满脑子梧桐的人清醒一下，你的反应正在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计算当中，我丝毫不怀疑，他们会持续用各种手段来挑动台海冲突。

 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民间舆论力量在愤怒的情绪下推动战争的出现，这样他们才能大捞一笔。

至于台湾的未来，两岸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美国大兵的伤亡，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在过往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数十年中，战争越来越少，若不存在政府之间的各种战争，人类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军事装备。

挑动政府战争，就成为了军工复合体能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

为什么美国选民这么蠢 

不少人经常说，民主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纠错。 

但在美国，不管是医疗压力集团，还是军工复合体，都在一百多年来一步一步强大起来，让美国普通人的福祉不断被减少。 

美国选民人人手上有票，为什么不通过选票干掉这些胡搞的政客呢？ 

因为美国绝大部分人已经被这种利益集团裹挟了，他们的眼光越来越短浅，从根本上忽略了自己的长期利益。 

医生通过医生工会获得了垄断利益，码头工人也通过垄断阻止了其他人来当码头工人，一样可以获得垄断利益。 

律师也不示弱，他们也组成了压力集团来干预司法，比如，美国律师们就经常找医疗官司打，针对的对象就是得到垄断利益的医生们。 

医生们有时要将收入的近一半用来缴医疗意外保险，否则律师们可以告死他，让他赔光所有的收入。 

理发师们也有工会，阻止外来的人竞争，没有执照，你是不能理发的，否则就是违法的。 

各行各业都组织起自己的压力集团，既然你能获得阻止竞争的特权，我为什么不能？ 

而当外部市场出现更多的竞争者时，他们还会团结起来，一起要求阻止国外的竞争者。 支持政府制裁中国企业是因为他们爱国吗？不，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了竞争对他们的利益威胁。

五大湖铁锈带的出现，就被他们认定为中国企业抢了他们的饭碗。

当然，这些利益都是短期利益、是错误的利益，是特权利益。

从长期利益来说，他们并没有得利，甚至从当下来说，美国人的实际财富所得正在节节下降。 

原理很简单，医疗费用贵了，理发的费用也贵了，电工的费用也贵了，码头运输的费用也贵了，每个行业都要求自己的特权时，都是价高质次。 

那美国人的生活能越来越好吗？当然不会。因为医生上班时就是生产者，得到了垄断保护，但下班后，就变成了另一群压力集团的欺凌者。 

他得被迫接受近一半收入去打官司，他得去理几十美元的一个头，他得去接受各种高昂的服务业支出，甚至他们自己生病，也得承受昂贵的医疗费用。 

因为每一个人除了是生产者以外，他们还是消费者。 

这是一套互害的系统，从长期利益来说，限制与管制只会慢慢侵蚀每一个人的福祉。 

即使是穷人，他们有免费的白卡，甚至可以领免费的食物，还经常能收到联邦和州政府发的现金，但是，他们也有代价。

代价是：他们不得不保持贫穷的状态。 

如若收入上升，不是穷人，那这样的福利就将消失。

主动成为穷人，这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 

阶层从此固化，不努力成为了家庭的传承，这一族群不再上进、不再储蓄、时间偏好升高、犯罪率激增，认知水平越来越低就是主动成为穷人的下场。 

这个互害的压力集团系统，正在推动越来越极端的国际政策。

美国的企业们，面临着无数的劳工管制，他们的效率必然低下。规定企业高管中必须要有多少非男性，规定企业不得拒绝某些特定人士的求职，规定企业必须向暴力的工会妥协，企业只能雇佣拥有职业许可的特殊工种人群等等。

这必然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下降，既然民众组建起来的压力集团让企业很难活下去了，那些无法撤离美国的企业，也必然要求政府给予企业特权，帮助企业阻击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美国民众与企业，已经对权力管制集体上瘾了。

这种互害，伤害了美国地区企业长期的竞争力，并将使当地的民众生活逐步变得贫穷。

然而，如若放弃这一特权，短期内带来的痛苦更加直接。

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书中，清楚地揭示了这一逻辑，国内干预必将导致国际干预，这是干预主义体制的终极宿命。

米塞斯指出：

一个国家的政策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外交与内政政策密切联系并互相调适。

经济民族主义是当今政府干预商业和国家计划的国 内政策之必然结果，正如自由贸易是国内经济自由的补充一样。

国内贸易自由的国家可能会有贸易保护主义，但对国内贸易不自由的 国家来说，贸易保护主义更是不可或缺的。

1934年美国共和党发起对美国民主党政府的调查，认为他们参与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有问题。

在调查结论中写道：

摩根和杜邦充当协约国代理人谋取巨额利润，美国参战既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民主事业”,也不是“为了保卫美国利益”，而是利润攫取者的阴谋。

共和党议员会痛批：

如若这些企业想发战争财，请自己雇佣军队，请自己花钱，而不是攫取美国民众的税款。

你若以为我是在批评当时的美国，你错了，我是在赞美当时美国政客们的坦率。

因为驱动这个世界各种现象的，正是人们真实不虚的利益冲动，而不是那些理想主义词汇。

相对于民主党人把利益关系隐藏起来，冠之以维护世界秩序、民主世界温情脉脉的话术，我更喜欢当年美国共和党政客们毫不掩饰地谈利益。

因为把利益掩盖起来，只能欺骗普罗大众。

现在的美国政客们（特别是民主党），满嘴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世界民主事业，人权事业，听起来美国人就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一群人，他们要为世界而奋斗。

可是，这一切都是谎言。因为赤裸裸地说利益，是很难让美国民众接受大量的税款成为炸弹乱扔的。

只有用神言神语，才能让无知的民众认为他们之所以花钱买这么多武器是为了构建世界和平。

自利在任何社会都不会成为美德，因为它不好听，相反，那些为他人付出牺牲的理念，才能成为美德。

这是一种政客对民众的道德绑架和道德欺骗，使得民众们把自利藏起来，不敢表露出来，从而接受了美国政府拯救世界的说辞。

美国人早已忘记了国父华盛顿的叮嘱。

1796 年 9 月 17 日，华盛顿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告别演说》，在这篇演讲中，华盛顿告诫美国人：

“我们对待外国的重大的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商务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少与它们发生政治关系。” 

这话说的太直接了，就是咱只做生意，少扯那些有的没有。他认为“美国的正确政策是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 

参众两院在二战爆发前的的 60 年中，每逢华盛顿诞辰日（2 月22）或此日前夕，都要诵读他的《告别演说》以资纪念。

今天的美国政治，已完全成为压力集团政治，完全背离自由市场主张，背离孤立主义主张，对内创造了各种压力集团的互害系统，对外则成为了军事盟主，为了压力集团的利益进行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干预。

今天，美国已有无数的工商团体不再执信自由主义；他们不再拥护纯粹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相反，他们转而请求政府对商业活动进行干预。

资本主义的含义一个永恒的经济概念，它指的是市场经济。

美国已经不配叫作市场经济国家，他只是一个干预主义主导的国家。

干预主义最终必然失败，因为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永久制度。

其理由有三：　

第一，所有的管制手段都是在限制生产量，因而限制了可供消费的商品量。这些限制办法的本身绝无可能形成社会生产的一种制度。

第二，所有干扰市场现象的一切措施，不仅不能实现设计者和主张者追求的目标，而且会引起更坏的事态。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工会和部分企业组成压力集团挑起了美国对中国轮胎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

第一年为35%，第二年30%，第三年25%。 2012年，对中国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征收18.32%至249.96%的反倾销税，14.78%至15.97%的反补贴税。

2014年，又对中国产太阳能电池板征收额外35.2%进口关税。 结果却是双输，对中国的关税都转移到美国人自己身上，美国工人雇佣数量并没有增加，相反还减少了10%，美国国内轮胎售价还上涨了10%-20%。

川普也未能达成目的，五大湖铁铁锈带并没有迎来新产业，所以连任选输了。

如果进一步用干预的办法去纠正这些更坏的事态，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的完全崩溃，从而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正如美国医疗市场的结果，必然是走向全面崩溃，最终将被逼成为全面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医疗模式。

美国已经拥有数千万白卡免费医疗群体，说明了这一趋势。

第三，干预主义其实是将一部分人的“剩余”没收而转赠给另一部分人。到了这种剩余被全部没收无遗的时候，这种政策也就难以为继。

干预主义是一种抢夺财富、转移财产的一种方法。如果只在国内实施，那么这一种手段很快就将面临无财可抢的境遇。

美国的干预主义体制之所以能保持时间比较长，因为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他有能力通过国际干预对他国的企业财产进行抢劫。

这样的美国，根本不配成为代表自由的灯塔国。

恰恰相反，他们正走在自由市场的反面，是全世界政府中权力干预市场的突出典型。

难道你没发现，几乎没过几天，你就能听到美国政府又动用权力管制哪个企业了，这算个毛的市场经济。

美国的衰弱，是干预主义的必然结果。对不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背这个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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